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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关系到铁路安全运行的40,50车轴钢之争。这场争论充分反映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处境及腐败。 80年代初,铁道部从美国订购了几百台内燃机车。为了节省资金,其中75台机车转向架由大同机车厂按美国图纸生产。转向架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部件“车轴”,美国图纸规定用含碳0.5%的碳钢制造。这种钢作为车轴钢在国际上已被淘汰,我国在五十年代也用过这种钢,后来为了提高韧性,防止车轴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突然断裂导致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已改用含碳低的40及 45钢生产车轴,相当于车轴钢国际标准ISO中的A1钢及A2钢。美国部分工厂继续沿用50钢有其自身的原因与条件及特定的应用范围,并不代表技术上的先进。因为45钢含碳量上限与50钢含碳量下限相同,故大同厂用含碳偏上限的45钢代替50 钢制造了车轴并且送实物样品车轴经过美国GE公司检验获得通过。内燃机车转向架任务完成后,大同厂想申报50车轴钢的奖励,厂有关领导与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属化学研究所所长林吉忠以及铁道部科技司机辆处罗吉浦合谋由科技司拨出经费,由林吉忠对早在50年代就已被淘汰的50车轴钢进行包装,然后报奖。林在获得经费后一方面由大同厂生产了二根真正的50钢车轴(含碳量为0.52%)送美国AAR检验,另一方面企图从理论上论证50钢用于车轴的优越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化了6000美金送检的二根50钢车轴均不合格(特别是断面收缩率太低仅为要求值一半),林吉忠等提出的论文也是错误百出,特别是发表在“权威杂志”金属学报上的一篇最最主要的文章所用的数据明显是伪造的。美国的检验报告被林吉忠隐瞒了,而错误百出的论文却可以被用来欺骗外行官僚领导。在林吉忠等人通过各种手段精心策划下打通了铁道部的有关人士,由铁道部下令在货车上推广50钢车轴,使50钢轴的推广成了政府行为。这就给林吉忠等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强了他们的活动手段和能力。因为铁道部是准军事单位,下令推广50钢轴,生产厂就不敢再生产40钢轴,因为生产出来没有人要。所以只好化高价向林购买技术及生产权生产50钢轴,一个只有几页纸的在普通教科书中就能找到的50钢正火工艺竟卖了15万。这一来,林等发了大财,但铁路运输的安全性却大大下降了。林不仅发了财,还依靠这一“成果”骗取了铁道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及詹天佑奖。金化所的不少群众对此议论纷纷, 其中有四位科技人员联名上书铁道部,对于重新采用50钢制造车轴的非科学性及危害性作了详细分析〔1〕,要求立即停止推广。这四位科技人员是金化所副所长杨开庭研究员;金化所陈大中副研究员,金化所周镇国研究员,金化所曾耀新研究员。金化所已退休的老所长郑中岳研究员没有在报告上签字,但因为同意四人的报告内容,故被官方认为是四人的后台。 国内知名的材料热处理资深专家大连铁道学院戚正风教授因为在此之前曾经发表过一篇论述车轴钢的论文,其中提到为提高铁路行车安全性应降低车轴钢含碳量,在降碳的同时可以通过微合金化及热处理来提高车轴强度,因此也被卷入了争论。 因为50钢车轴的推广已经成为官方行为,这就使学术争论政治化了,林吉忠等人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保护。在大陆,官方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一般都是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由于得不到官方的答复,为了对铁路安全负责,杨开庭研究员等四位同志不得不寻求铁道部以外的学术界的支持。他们走访了三位金属材料领域的院士,这三位院士在了解情况后都表示支持他们的观点,并写了书面意见。这三位院士是三院院士师昌绪(除中科院及工程院外,外加第三世界科学院),中科院金属所所长李依依院士及国防科工委陈能宽院士。对于三位院士的意见,铁道部官方照样不予理睬。因为对于官方来说,院士只是一个为官方提供学术支持的工具,你只有发表支持官方的意见,你才是院士,否则,与常人无异。于是四位同志不得不求助于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因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提案官方必须答复,这是政治需要。经过四位同志的走访,有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二位全国人大代表和三位全国政协委员在人大及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提案。他们是清华大学陈难先院士,北京钢铁学院(现更名为北京科技大)王润教授,余永宁教授;中科院贵阳分院汪大成教授等,上述四位都是国内金属材料方面的知名专家。 提案被转到铁道部,铁道部为了答复人大和政协的提案,这就需要院士为他们服务了。不知通过什么手段,使三院院士师昌绪改变了态度,转为支持50钢并以中科院材料导报主编的身份打着工程院宋健院长开展学术讨论的旗号就此争论问题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了著名的专门从事断裂及耐蚀研究的肖纪美院士参加,另外还邀请了新选入的工程院院士钟群鹏及几位专家教授。郑中岳研究员及戚正风教授被排斥在外。但铁道部以总工程师华茂昆为首的官方人士却列席了会议,而且与师院士谈笑风生。会一共才开了六个小时。上午由争论双方介绍各自观点,午饭后争论双方退场在官方人士参与下讨论座谈会纪要。很可能是肖纪美院士在上午的会上嗅出了一些味道,故在午饭后即托词退席。下午在师昌绪院士的主持下很快就按官方的要求形成了纪要,肯定了50钢轴可以推广应用,但对于全世界通用的40钢轴也未否定(因为不敢否定)。会后铁道部华总工程师立即拿着到手的纪要去见凭借“客运要提速货运要重载”一句话而当上院士的付志寰部长,并在部内散发。这份纪要可以称之为纪要的第一版本〔2〕。在这份纪要中有许多明显荒唐的内容。在大陆,这类文件历来是由当事人事先按照自己的要求起草好,开会前交给会议主持人在会上装模作样进行讨论,在某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作些修改,然后通过,与会者签字画押,拿钱吃饭走人。这个由铁道部一手操办的座谈会当然也不例外,师昌绪院士在这里也只能是个傀儡。因为肖纪美院士提前退席,没有参加“讨论”,当然也就没有在纪要上签字。但是肖纪美院士的签字至关重要,因此师昌绪院士及其助手一再登门请肖纪美院士签字。出于无奈,肖纪美院士只好违心签了字,但提出要发表文章,阐明自己观点。对此师昌绪院士只好同意。为了抵消肖纪美院士文章的“不良”影响,师昌绪院士指示钟群鹏院士写一篇支持纪要的文章。一篇纪要,二篇文章同时发表在同一期材料导报上〔3-5〕,有意思的是公开发表的纪要〔3〕比铁道部的纪要〔2〕少了一百多字。也就是说出现了第二个版本的纪要。不清楚师昌绪院士是在什么时候对纪要擅自作了修改。已经经过大家签字画押的文件师昌绪院士竟然可以随意修改,实在令人吃惊。 虽然没有邀请戚正风教授和郑中岳研究员参加会议,但纪要却发给了他们二人。目的很明确,是为了通知他们二人争论已由三位院士作了结论(多年的争论二位院士只化了几个小时就解决了,中国大陆院士的水平真是高)。戚正风教授看了纪要,深感由于三位院士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大陆官方对于上访,上告的做法历来是“孩子哭了抱给他娘”。谁是娘,当然是各级党委。所以不管你上告到那里,都转回本单位党委处理。道理很简单,我中央不相信我自己的基层组织我能相信谁?在学术问题上谁是娘,当然是被官方封为“学术水平最高” 的院士(前面已经提到,实际上院士也只是傀儡),既然有三位院士表态支持官方,谁再提都没有用。二周后,四位同志给戚正风教授寄来了肖纪美院士和钟群鹏院士的文章。看了二篇文章,戚正风教授松了一口气。因为肖纪美院士的文章〔4〕明显不同意纪要,而支持纪要的钟群鹏院士的文章〔5〕竟然从头到尾都是错的,真是难以想像,院士竟会写出这样的文章。针对钟群鹏院士的文章,戚正风教授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6〕,直接寄交材料导报主编师昌绪院士,要求在导报上发表,但至今不予发表。与此同时,戚正风教授给当时的工程院院长宋健写了信〔7〕并附去了钟和戚的文章〔5,6〕。在致宋院长的信中提出了二个解决争论的办法,一是建议铁道学会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对此争论进行公开讨论;二是建议取消行政干预,争论双方可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各自的观点,包括对对方观点的评论,至于选用什么钢制造车轴,由生产厂自己决定并对车轴的质量负责。宋院长收到信后批交办公室处理,办公室找了铁道部,铁道部拿出了根据第一个版本纪要写的对人大,政协提案的答复〔8〕。工程院办公室将此答复寄给了戚正风教授。戚教授收到后一是感到受宠若惊,一个普通教授居然享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的待遇;二是感到啼笑皆非,因为答非所提,对提出的二条建议置之不理。